每每看到年輕思覺失調症個案的父母問我「孩子的病到底會不會好」時迷茫的眼神，我都不免牽掛著，家屬心中未完成的問號，中間是否會出現語意轉折，改劃其他標點符號以標定心境之轉變，或者仍然會以問號貫穿此後的「陪病關係」呢？對我來說，至今仍是未完成的問號，不過富安媽媽看來有她的答案。
「上個月我帶他回鄉下兩次，一次是搭客運，另一次是女婿開車，回程的時候女婿也沒問我們，就直接開到南瑤宮。拜拜的時候，我就教富安一句一句跟著我唸：媽祖，『媽祖』；弟子富安，『弟子富安』；家住七灣鎮牛湳村插天路九十四號，『家住七灣鎮牛湳村插天路九十四號』；「我是一個頭殼有問題的人。」講完這句，他竟然沒跟著唸，只說不唸了，馬上把手上的香放入我手中，就跑出去了，我連忙把香塞給女兒，追了出去。」……
富安媽媽重複講了兩次兒子沒跟著她說那句話的段落，然後用一貫輕鬆的語氣問我：「你覺得，他這樣到底有病還是沒病啊？」在我還來不及回神反應時，就聽到她說：「我覺得他沒病耶！」
那一刻，她的聲音就像海浪拍打岸邊，不斷在我心中往復迴盪。
以上節錄自任依島《屋簷下的交會》，游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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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基督教障礙研究這半年多來，隨著閱讀文本，我的心力先是專於理解身心障礙者身上，接著轉移到伴隨他們在這個社會生活的群體身上，最後才又回到身心障礙族群身上。我發現，當代基督教學者致力於傳達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正面肯定這些人也都和我們一樣，也帶著上主的形象、努力活在這個世界上。在說出這樣的認知時，我獲得一個適時的提醒：當我們不斷藉由論述，企圖讓身心障礙者達到某種形式上的「平等」、「翻案」同時，別衝得太快，快得忘記他們肉身仍然真實經歷這般的苦難。
我反覆思索著這些，就在今天，新聞傳來了小燈泡命案的後續審理進度，看到新聞當下，自然而然我也產生該除之而後快的結論，但轉念一想，為什麼思覺失調症在現代如此盛行，可能有人也能立即回一句「都是資本主義害的」。會不會就是這樣快速、簡易的結論，才會掩蓋了這個社會、這些教會願意真正正視此議題的機會。
當代的障礙研究不斷地要凸顯障礙者在論述中的主體性，其中也有好幾位卓越的障礙神學家本身即帶有身體障礙，他們努力地告訴社會大眾這個「我」是如何從這些遭遇中建立獨特的世界觀、人際觀、宗教觀，如何地截然不同於正常的普通人，越是閱讀這些故事，就越能理解艾斯蘭(Nancy Eiesland)所說的「混合著多重祝福的身體」是怎麼一回事。
障礙研究將要帶領障礙族群和社會群體前往什麼樣的地方，也許最終都只能存於理想和想像之中，但我也相信更深入的理解與詮釋是刻不容緩的，未來有一天，就像故事裡的富安和富安媽媽，我們對身心障礙族群的認識會往返於有病與沒病之間，來回確認，從中更理解對方需要的是什麼，最後，能在一個如同這書名建構出的空間─屋簷下，與障礙者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