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文興《家變》

在某幾次與文學同好閒聊的時候(碰上這樣的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總會在相同的話題上交會，「你讀過王文興沒有？」每一個嗜讀臺灣文學的人，王文興的作品就像是豎立於文學史漫漫路上的巨石，每個奔馳的人勢必得躍下馬來將他挪開，看看裡頭究竟藏了怎般景致，才能繼續前進。

終究我還是花費一個多禮拜的睡前零碎時間，以近乎儀式性的態度老老實實讀完了王文興的代表作：《家變》。他的《家變》寫於學成歸國任教後，故事裡正描寫一個名叫范曄的C大助教與其父親母親一家三口(如果加上離家的大哥二哥又可說是五口)的生活，自小說的一開始父親就這樣失蹤了，范曄登報的尋人啟事天天刊載，上頭記著「望(父親)見報後盡速歸返，一切問題當照尊意解決」，實際情形卻與此大相逕庭；父親貌似無預警的離家，背後竟隱含著長期忍受小兒子范曄的責罰羞辱，這對父子的衝突源自於一種成長的衝擊：烙印在范燁心中屬於「父親」威嚴、巨大的身影，隨著自己一天天的成長，父親卻逐漸轉為眼中那個陌生又平凡的公務員，會到處同人積怨、會私報公帳、會墨守倫理、會懦弱不前，在這樣對「家」的不適應中，主人翁范曄一方面必須盡孝道，卻又對於孝順的對象越是生發疑惑、厭惡、甚至於憤恨，尋父與恨父的情緒反覆交織、捏塑，逼使他在日記簿上用筆墨吶喊著「讓我馬上突破藩圍突出去！」，此一層層錯結的情緒，更突顯出那則尋人啟事多麼諷刺。

以閱讀經驗而言，這一部《家變》最促發我的閱讀感官的，不是情節，是文字，王文興在洪範版的序裡頭這樣說，「《家變》可以撇開別的不談，只看文字……我相信拿開了《家變》的文字，『家變』便不復是『家變』。就好像褫除掉紅玫瑰的紅色，玫瑰便不復是玫瑰了。小說所有的零件(components)，主題，人物，思想，肌理(texture)，一概由文字表達。Period，一個作家的成功與失敗盡在文字。Period。因為文字是作品的一切，所以徐徐跟讀文字才算實實閱讀到了作品本體。」《家變》這部作品以國文課來說，是錯字百出，有些驚嘆語不寫國字卻寫成注音符號，例如：你快走一ㄚ、不要再提這件事好ㄅㄛ，甚至使用英文來表達，像是Eh、Am、Ah，一開始讀還以為我買到印壞了的「書王」，不時夾雜粗體、底線、初次見面的國字等，讀著讀著我慢慢理解到，原來文字的使用並非一定得順暢才行，王文興在文字錯用、語詞重置的同時，除了加強讀者在閱讀中必須時時感觸作品本身的肌理外，更營造出一種貼近於私人紀實的那種理所當然，文字誠實反映出主人翁的生命狀態，范曄遭逢的那些掙扎一件一件體現在文字之外，卻又真正被藏於文字之內。

我以為，文學的創作及閱讀的精神正可以此比擬，文學的創作者並非進行一種無生命的抄寫動作，文學的寫成是經過作者日日夜夜的鍛鍊而得的碩果僅存，每一字每一句都有作者獨特的生活感受在裡頭，而我們閱讀文字的過程就像是進行一種無聲息的交換，在想像、書寫、品讀、想像之間靜默地營造出一種「共感」，促使我們去感受那些作者已經感受到的事物，悲人之悲、樂人之樂，胸懷和視界被文字給撐大了，這就是文學創作與閱讀的精義了。

讀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沒算錯的話，《單車失竊記》是吳明益的第六本小說，以一個小說家來說，這或許是個邁向純熟的階段，對吳明益而言卻不是如此，大家印象中的他多是以散文家的姿態在現代臺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書寫、知性散文…等等許多的分類迫不及待地圈在他身上，但我以為這都不是他真正追尋的，從《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天橋上的魔術師》到甫出版的這一本書，他無疑在臺灣的人物、土地與時間的三維關係裡，闢出一條清幽的「在地文學」小徑。

從一閱讀《單車失竊記》起，便可強烈感受到文字在故事裡的重量，首先是方言的運用，在此書後記〈無法好好哀悼的時代〉，他不諱言地指出，「語言本身就具有『詩』的特質……唯有透過不斷的寫作與重述，語言裡那些美好的元素會重新被發現，然後復活」，因此書裡描寫人物對話時，隨處可見運用大量的閩南語、原住民語及日語等標音文字加上拼音，懂那語言的人，按他的標音進行轉譯的同時，無形間也掉入了故事裡頭成為一部分。

接著是細節的建構，在這本《單車失竊記》裡以塵灰色的頁底夾雜了七篇鐵馬誌(Bike Notes)，每篇都好比是神奇寶貝每集結束前的圖鑑說明，講古早鐵馬的源流、講修車、裁縫的手藝人、講蝶翅畫的歷史、講二戰象群的使用、動物的馴服…等等，單篇成章、娓娓道來，卻又缺一不可地附在情節之中，除了在閱讀上製造一種中場轉換的感覺外，更是補足故事和故事間讀者所欠缺的先備知識，不厭其煩地用細節塗描出那個時陣的臺灣人可能是什麼模樣。

講完了外圍的文字使用，接著談談故事本身。書的一開頭即說，「我得為你描述一下那天的清晨，因為每次新的描述都有新的意義」，故事便是從家族裡腳踏車們的「胖kìnn (不見) 」說起，腳踏車失竊不久，主角的父親也跟著失蹤，隨著敘事的推演，更可以發現主角的父親、攝影師阿巴斯的父親、靜子的穆班長、二高村的老鄒，都附著在二戰日本殖民地的時代陰影之下，戰爭結束後，一個個從親人的生活圈失去蹤影。透過阿巴斯寫給主角的信中那樣子去形容，他們「都好像有什麼尖刺一樣的東西，留在他們身上，他們很努力地花了很長的時間一一把它們拔出來，可是可能剩下最後一根的時候，反而把它刺了進去」。

而主角因緣際會結交的一群古物收藏家卻是大逆其道，不斷地追找，企圖拼湊出消失的真相。在遺忘和找回之間，主角就像費盡心力搜集零件總算「救」回那輛幸福牌腳踏車一般，領悟到「這世界乍看之下一如往常，沒有什麼改變，但我知道，那已經是和昨天以前的世界，產生了微小差異的新世界。風裡的微小昆蟲、從遙遠的恆星傳到這裡的光、玻璃上的灰塵，都不再相同了」，儘管父親依然從他的身邊永遠失蹤了。

當代台灣文學中，許多新銳作家前仆後繼向黃春明式的鄉土文學路致敬，在這個多族群、多重價值觀、都市鄉村差異顯著、政治語言掛帥的社會下，同一本土題材、相同意識形態的文學視角被反覆擰轉，擠出來的往往只能是介於寫實與虛構間的想像作品，娛樂性佳而文學性不足，在這樣的五花撩亂中，吳明益以近乎手藝人的埋頭苦幹，加上其擅於捕捉片刻的攝影視野，一點一點為總是慣於遺忘的人們做了深刻的歷史追尋及時代反省，僅以短短幾句，誠心推薦這本《單車失竊記》。